陈明章，圆圆的脸上总是眯着眼的笑，胖胖的，也不太高，总穿着双拖鞋，穿件汗衫，背着吉他，像个流浪汉。谁也想不到，他就是近来被当作传奇的人物，被视为新台湾歌谣的代表，被誉为陈达台湾民谣的继承人。快要四十岁的他，从高中时候就开始玩流行音乐，玩得被留级，而大学考两三年也没考上，于是只好去当兵。后来，还成为一个种兰花的生意人。不过，他大概有些「问题」，放着高利润的兰花不种，却投下心血去做最没赚头的「台湾歌」。写歌写到现在，也十几快二十年了，可是他就没有像洪荣宏或叶启田一样，靠歌大卖。他仅以六百元的吉他一把，为电影「恋恋风尘」做配乐，而赢得国片史上第一座国际大奖 -- 法国南特影展最佳配乐奖。他原是玩西洋热门音乐的，他自己说道∶「当初创作时，心中非常不平衡，因为心中常想，早期的台湾歌谣这么好听，为什么现在写不出来，在当时，我玩一些乐器，想着想着就想做一些动听的台湾歌谣。」「我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，在童年时期又碰上了歌仔戏、布袋戏最流行的时代，每天看每天学，到最后连鼓怎么打都学会了。」「做兰花生意以后，常在台湾四处游走，因此，这块土地的人们我非常熟悉。我走向台湾民谣这条路所用的东西，都是老一辈人说的话、所唱的故事，因此，我都能体会他们的心情，其实他们的心情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，都是背情台湾。」有一次，他听到陈达唱的「思想枝」时，不自觉掉下眼泪，口里喃喃的念着∶「我哪会追的上陈达呢？」陈达那种发自生命本能的创作及歌咏，就如脚下土地所发的芽而长成的树，丰富、多彩又能令人安静、清心。陈明章觉得他怎么努力勃长都是「接枝」的，当他谈到台湾文化受到政体伤害时，总有深沉的怨意，因此，他选择站在体制外，与商业体制抗争，拒绝被商品化、庸俗化，在当时 (1970年代) 的政治压制及白色恐怖下，仍然坚持创作能诉说四十年来台湾人民苦痛与悲喜的歌谣。所谓「现代台湾歌谣」，陈明章并不像其他歌手 (如林强、BABOO、陈升等) 以西洋的摇滚、乡村歌曲、城市民谣或蓝调等创作类型，而是用传统五声音阶的音乐形式来唱出具有现代味道的台湾歌谣。琵琶、唢呐、南胡等乐器常出现在编曲中，即使用了西方的吉他、提琴、竖琴等乐器，演奏出来的乐曲仍然是中国 (或说是台湾) 的音乐。例如在「新庄街」中，就用吉他弹了一段南管。此外，他也汲取印度西塔琴及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的部分特色，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。这些对于后来的歌手在编曲乐器上的选择，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。陈明章创作的台湾歌谣，最大的特色就是从民间生活出发。不论戏仔、渔夫、农民、妓女、酒徒、甚至是生意人及公务员，他从他们的生命经验取镜，忠实而生动的反映这个社会。在轻轻的吟唱中，展现的是一个卑微的人物在面对生命的起伏时，婉然转身的无奈。陈明瑜的词，优美而富文学性，展示了台湾本土语言的文化美学内涵，如「再会吧！北投」∶「春夜的北投，是酒意，是回忆，是一朵花沦落的风尘，是三分酒意中的温柔」，简直就是首台湾诗词。但这也许是陈明章的歌较易在校园、知识份子之间流传，却无法如他所期待的，广为一般平民阶层的人所接受的缘故吧。陈明章对于「歌」，是非常谨慎的，写一首歌的思考准备期可能长达五年甚至十年，像「竹枝词」就写了八年多。他自己也说∶「我写的歌原则就是连自己的不掉泪的歌绝不发表。」因此在「下午的一出戏」、「庆端阳」、「红目达仔」和「竹枝词」等歌中，不论是对台湾文化的流失感到悲哀与怀念，或是更深层的对现今社会遗忘历史、忽视文化的控诉，我们都能找到他歌曲中的感情基础，而不是徒有怀旧、悲叹的形式而已。这样的词曲一面承续了台湾民谣的哀愁特性，一面则超越纯个人式的抒怀诉苦，以更宽广的视野陈述了社会文化与人的困境。从「抓狂歌」、「现场作品I」到「下午的一出戏」，他所有的音乐无不秉持这一贯的理念。在批判的同时，其实是对人性更深层的关怀。于是这出戏尽管只有淡淡的情绪、感性而不煽情，留给人的却是最深刻的感动。